居里爱妻传: 第八章 晚年的敞亮

  实验室的“仆役”和工人,也和别的人一样,感觉到她那深藏不露、世上少见的吸引力。玛丽雇私人汽车司机时,人们可以看见乔治·波阿德热泪横流,因为他想到,从此以后每天把居里夫人由比埃尔·居里路送回白杜纳码头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再是他了。乔治原是研究院里的杂役,既是干粗活的工友和技工,又是汽车司机和园丁。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可是刚刚解放的波兰太贫穷了,没有钱,怎么办呢?

  科学还须对这个遗体宣布它的判断。那些与已知的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几次验血,指出了真正的罪魁:镭。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玛丽回到华沙,参加研究院的奠基,波兰人民给予她最热烈的欢迎。每所大学,每个城市,都把最高的荣誉头衔赠给了她。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亟需把这种贵重的材料极精确地分成极小的部分。到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种重量时,
天平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玛丽想到根据放射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
这种困难的技术她做成功了,并且在她的实验室里设一个“测量组”;
学者、医生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以把他们的“放射性”产物或矿物拿到这里来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含量的证书。

居里夫人的朋友为了帮助她,代表她向全国募集经费。他们向全国各地散发传单,上面写着:“为建筑玛丽·居里研究院,您愿意买一块砖吗?”同时,上面还印着居里夫人的题辞:“我最热烈的希望,就是在波兰创建一个镭学研究院。”

  这个学者许多年以来总不顾自己的问题,她计划在梭镇乡间建一所房子,在巴黎搬一个住处,但是一再迟延。直到现在才匆匆开始进行。她审查工程预算,毫不迟疑就决定支付巨额费用。只等天气好的季节一到,就开始建筑梭镇的别墅,并且到1934年10月,就离开白杜纳码头的房子,搬到大学城里新建的一所现代化的房子里去。

  她对她的女儿说
:“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是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回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

就在这个时候,玛丽·居里收到了一封来自祖国的信。信中说“我们波兰人民敬仰着您,愿您能回国工作。我们的国家因为遭受压迫低下了头,如果您在这里,我们的力量会大许多,可以重新抬起头来,请您不要拒绝。”

  这位总统问她
:“你还记得么?33年前我带着秘密的政治使命回波兰,你借给我一个旅行用的小枕头,那个枕头很有用!”

  这位老人在1910年2月25日去世。梭镇的墓地在冬季很冷,而且很荒凉,玛丽在那里要掘墓穴的人作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她要他们把比埃尔·居里的棺木由穴中移出,把居里大夫的棺木放在底下,再把比埃尔的棺木放下去。在比埃尔的棺木上面留了一个空地方,预备将来葬她自己,因为她愿意与她的丈夫同穴,死后永不分离;她在她的生圹前看了好久,毫无惧色。

1914年,波兰终于摆脱强国的压迫,取得了独立,挣脱了150年的奴隶的枷索。玛丽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她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波兰人民终于见到光明了,我现在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波兰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若是这个试验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这个不幸就似乎把玛丽惊呆了。她坐在椅子上,两臂交叉,背是驼的,眼神是空虚的,她的样子突然像一个很老很老的农妇,因为遭了巨大的悲哀而沉默忧伤。那些合作者看见她这样,怕是出了事故,怕是演了悲剧,都来问她出什么事。玛丽凄然说出一句总括一切的话
:“没能使锕X 沉淀”。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这个运动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各地募集到的砖瓦的数量一天天增加,终于,研究院要开始建造了。

  在接待一个德国物理学家之前, 她往往先问明白
:“他在九·三宣言上签过名没有?”若是签过名,她就只简单地对他表示客气;若是没有,她就比较友好些,随便与她的同行谈科学,好象没有发生过战事一样。这种只有短暂意义的态度,可以证明玛丽对于知识分子在变乱期间的责任有极为崇高的观念。她并不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在战争期间置身事外:四年期间,她忠诚地为法国服务,并且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是她认为有些行动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参与的。居里夫人责备莱茵河彼岸在宣言上签字的作家和学者,她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定地保卫文化和思想自由,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这个七月是1914年7月。玛丽的周围异常空虚。这时,战争爆发了,她的同事和实验室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已经入伍了。她身边只剩下了她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因为他有心脏病,动员不动他;还有一个身材太矮小的女仆。

对于居里夫人来讲,一生中最悲痛的事就是丈夫彼埃尔·居里的逝世,她失去了最好的伴侣和事业伙伴。但她超越了悲哀,继续从事他们共同的事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科学工作中。就在这一年,居里夫人再一次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现过第二个。

  她的病势突然加重,但是医生们仍劝立刻动身。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
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奠基这一天早晨,天空晴朗,的阳光照着大地,波兰共和国总统为研究院放下了第一块基石,居里夫人放下了第二块……波兰的总统亲切地对她说:“你已经离开祖国很多年了,可是对祖国仍然充满感情,祖国的语言也说得这么好,真让人惊讶!”居里夫人郑重地回答总统:“祖国的语言是应该永远记住的。”

  玛丽虽然参加了这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1919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

  比埃尔之死对他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但是这个老人能从他那严格的理性主义中汲取某种勇气;这是玛丽作不到的。他轻视那些无益的悔恨,轻视对于坟墓的崇拜。比埃尔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到墓地去。既然比埃尔已经完全消灭了,他不让比埃尔的幽灵来折磨自己。

居里夫人由于长期从事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不幸患上恶性贫血症,医治无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的灵柩和丈夫的灵柩埋在了一起,而在她的墓中,则被撒上了波兰的泥土。居里夫人虽然离开了她所爱的祖国和人们,但她要永远地亲吻着祖国的泥土。

  1922年2月7日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的选举结果发表了。科学院院长晓发尔先生在讲坛上对玛丽说:“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竭诚献身工作和为科学牺牲的伟大妇女,一个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始终为分外的责任而工作的爱国者,我们向您致敬。

  虽然如此,她心里极少快乐!她有种种使她不安的切身烦恼,她想到她中断了的工作,想到她在波兰的渺无消息的一家,还加上她对于全世界的荒谬疯狂的惊惧。她看见成千具碎裂的躯体,听见呻吟和狂喊,这种记忆在长时期内使她的生活总是郁闷的。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一克著名的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在大学里,她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有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的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波兰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经常会受到周围强国的侵略,可是波兰人民从来就不屈服,他们想让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居里夫人多么想离开法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啊!这样她可以和波兰人民一起斗争,不会再感到孤独。可是她的科学工作在法国,她的丈夫彼埃尔长眠在法国的土地上,她实在是走不了。尽管如此,为了答谢祖国的深情,她回到了波兰的首都,参加放射学实验室的落成典礼。每次聚会,她都要发言,她说:“波兰人民被外国控制着,但这并不可怕,我们坚信,不合理的事情总有被消灭的时候,祖国的黎明即将到来!”

  演说开始了。最后是合众国总统讲话,他恳挚地向她致词,说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除了她那极艰辛的工作之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他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玛丽,并且把一个用水纹绸带系着的极小的金钥匙,挂在她的颈上,这是那个匣子的钥匙。

  自从1905年革命发生之后,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
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

波兰解放后,玛丽一直在想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波兰的首都创建一个镭学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症治疗的中心。

  6月17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中止旅行,她的血压极低,医生们都很不安。玛丽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点气力,能到波士顿和纽海文,并且到韦尔斯利、耶鲁、哈佛、西蒙、拉得克力夫等大学去。6月28日,她上了奥林匹克号轮船,她房间里堆满了电报和花束。

  居里夫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创造了第一辆“X
光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就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所需电流。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从1914年8月起巡回各医院;马纳战役的伤兵运送到巴黎来后,都用这个设备检查。

  玛丽为了要避免她所害怕的手术,这才注意饮食调养,稍微留心自己的健康。

  这本著作前面放的不是著者的像;玛丽在内封的前一页放了一张她丈夫的相片。在两年以前的1908年,另一本600页的书里也放了这张相片,那本书叫作《比埃尔·居里的著作》,
是玛丽整理修订后出版的。

  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
:“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从1916年到1918年,玛丽训练了150个放射科护士,这些人是由各界招募来的,其中有些人教育程度很低。居里夫人的声望起初使她们很害怕,但是这个物理学家对她们的恳挚态度,很快就使她们折服了。玛丽天赋一种才干,能使头脑简单的人接受科学。她极喜欢作得很完善的工作,所以当她的一个学徒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X
光照片时,她非常高兴,好像这是她自己的胜利一样。

  美国人在和居里夫人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成千成万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简朴魅力”着了迷,都对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这个“装束朴素的学者”一见倾倒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花了两个月功夫亲自培植极美丽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以便送给玛丽。

  1913年玛丽回到华沙去参加放射学实验室落成典礼,身体依旧很不舒服。俄国当局自动不过问她的行动,没有一个官员参加为她组织的庆祝会,因此她的祖国给她的欢迎更为热列。玛丽平生第一次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礼堂里,用波兰语作科学讲演。

  艾芙担心地对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又听从了,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动身了。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希望比较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

  巴黎得救了。玛丽接她的女儿们回来;她们正强热抗议让她们过那种流亡生活。艾芙回学校去,伊雷娜取得护士文凭。

  在这些仪式中,这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玛丽坐在一辆满载政府人员和官员的火车里,身穿一件黑羊驼呢的防尘外衣,带着一个小行囊和一克镭——一个装着许多小试管并且包了铅皮的匣子。

  居里夫人时常谈到自己的死,她表面上很镇定地谈论着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并且预计到实际的影响。

  这个女英雄获得这个胜利的时候,已经既不年轻,也不康健,而且还已经失掉了家庭幸福。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她的周围有新设备,有热心的研究者准备同她一起奋斗!不,这不算太晚!

  玛丽原想作一次旅游,让布罗妮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是走过几段路,到了她在加发来尔的别墅里,她就着凉了,觉得疲乏已极。玛丽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妮雅的怀里,像有病的孩子一样地抽泣。她担心她的书,恐怕患了气管炎就没力气把它写完。布罗妮雅照料她,抚慰她。到了第二天,玛丽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形。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镭研究院已经恢复工作,在那个明亮的图书馆里的许多科学作品之中,又加上了这一本巨著。灰色的封面上印的著作者的名字是
:“比埃尔·居里夫人,索尔本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在这几年的悲哀时期中,有两个人帮助玛丽:一个是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妻妹玛丽亚·卡米安斯卡,她是一个娇美而且温柔的妇人,经布罗妮雅请求,她应允在居里家里当家庭女教师和管家。她在这里使玛丽觉得与波兰靠近些,这是远离祖国的境况所难以得到的。后来卡米安斯卡女士因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华沙,后来是一些别的波兰保姆,不如她可靠,也不如她可爱,代替她照料伊雷娜和艾芙。

  1933年12月居里夫人短期患病,这次的病给她比较深的感受。X
光照相显示她的胆囊里有一块结石,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死于这种病症!

  这是她一生中觉得没有力气作任何事情的期间,而就在这个时候,两种不相符的使命在折磨着玛丽。

  在玛丽一生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自从她成了著名人物以来,有几百种慈善事业、几百个联合会和团体请求她列名赞助,她不曾允许过一次。玛丽没有工夫实际去做工作,所以她不愿意参加那些委员会;尤其是她要在各种环境之下保持绝对的政治中立。她不肯放弃她被称为“纯粹学者”这种美好的头衔,不愿置身于意见的纷争之中,连最无害的宣言她也从来不肯签名。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为抵御她所害怕的袭击,她狂热地用计划和责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壁垒。她轻视那种一天比一天明显的疲乏,轻视压迫她的一些慢性疾病:不好的视力,风湿性肩痛,时常发作的耳鸣。

  她发表《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同时她完成了另外一项有普遍重要性的工作:制备镭的第一国际计量单位。玛丽很激动地亲手封好一个轻玻璃管,内装21毫克纯氯化镭,把它郑重地存放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遍布五大洲的计量单位的标准。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还能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看出表上的度数减低了——临终前永远有的现象。她快乐得笑了。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迹象,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元了。她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动人的求生欲望,怀着希望,对着太阳和巍然不动的群山说
:“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一年之后,玛丽去世前写成的一本书出版,这是她给年轻的“物理学爱好者”的最后启示。

  在法国,所有的暴风雨都过去了,这个女学者达到了光荣的极峰。两年以来,工程师内诺正在比埃尔·居里路替她建筑镭研究院。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迷惘的、惊讶的叹息
:“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

  居里夫人完全料到了:这次战争是长期的,而且伤亡一定很重,伤员越来越需要就地做手术,前线各战地医院里必须随时有外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X
光汽车会被请去作极有价值的工作。

  她的倔强不足以克服种种困难。波兰在长期的奴役之后,元气刚刚恢复,一切都很缺乏:缺乏财力,缺乏专门人才。而玛丽没有工夫亲自安排,没有工夫亲自募集基金。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玛丽·居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1934年7月6日星期五下午,居里夫人谦卑地到了死人的住所: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场。爱她的近亲、朋友和合作者,看着把她葬在梭镇墓地里。她的棺木放在比埃尔·居里的棺木上面,布罗妮雅和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1867—1934年。

  这个从前的斯可多夫斯基小姐,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青年时代的挣扎。她从前以虚伪和诡诈应付沙皇的官员,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志聚会,教斯茨初基的小农民读书等等工作,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使她牺牲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比埃尔·居里的爱。现在这种梦想在她眼前成了事实!

  麦隆内夫人觉得有点为难,回答说
:“但是好罢!既然你愿意这样,我们可以在下星期办正式手续。”

  自从1895年伦琴发现X
射线以来,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可以“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并且照出相片来。在1914年,法国只有为数有限的几套伦琴仪器,供放射科医生使用。军事卫生服务机关在几个大机构装备了这种设备,供战时应用,如此而已。

  在1934年5月一个晴和的下午,她在物理室里工作到三点半钟,疲乏地抚摸着蒸发皿和仪器,这是她的忠实伴侣。她对她的合作者说
:“我在发烧,我要回家去。”

  一项伟大的发现,一种传遍的声望,两次诺贝尔奖金,使当时许多人钦羡玛丽,因此也就使许多人仇视她。

  在美国,没有办不到的事。麦隆内夫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最积极的委员有威廉·佛·穆狄夫人、罗伯特·米德夫人、尼古拉斯·布瑞狄夫人、罗伯特·阿俾大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大夫,准备在新大陆的每一个城市中发起筹募活动。在她拜访居里夫人之后不到一年,她就给居里夫人写信说
:“款已凑足,镭是你的了!”

  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决不作这件‘蠢事’。“

  过了几年,砖块成墙壁,玛丽和布罗妮雅的努力尚未完结;她们两个都已经把大部分积蓄用在这件工作上面,但是还缺款项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因为长期辐射积蓄而有了改变。“

  她这样不无虚伪地推论着,给指导她的本能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这个固执而有毅力的玛丽在本能上不喜欢逃避行动,她认为害怕就等于为敌人服务,她决不让得胜的敌人走进无人照料的居里实验室而自鸣得意。

  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网罗了一些著名人物:伯格森,吉尔伯特·墨莱,朱罗·德特瑞,还有许多别的人玛丽后来成为副主席。她参加几个专家委员会,以及巴黎的国际文化合作研究院的指导委员会。

  玛丽有一个新研究计划。虽然她的健康日见衰退,她仍把计划完成得很好。她提炼了几公厘氯化镭并且第二次确定了这种物质的分子量。然后她着手离析金属镭。直到那时,她每次制备的“纯”镭,是镭盐这种镭的唯一固定状态。玛丽·居里与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离析金属镭成功;它能耐受大气因素的作用而不变质。这种操作,是科学中已知的最精细的一种,历史上只作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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